六四27周年,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被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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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ew York Times on June 2, 2016

北京——「對不起,我不能接受採訪,」「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之一丁子霖說。這是在1989年的中國軍隊鎮壓行動中遇害的民主抗議人士家屬組成的群體。說話的時間是本週三,距離她兒子的忌日還有三天。

丁子霖曾任哲學教授,現年79歲,聲音聽起來有些虛弱。她沒有詳細解釋自己為何不能接受採訪。不過,在掛掉電話之前,她又講了一句,「門口有人在監測。」每年這個時候,當局都會派人在丁子霖位於北京高校區的家門口監控,攔住前去採訪的記者和其他訪客。

中文和英文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一種說法稱,丁子霖的電話線已被切斷,公安局給她發了一個特別的手機,裡面只有三個聯繫號碼,包括中國的急救電話120。週三上午,丁子霖接起了家裡的固定電話,不過記者還沒來得及問到特殊手機或其他細節,她就掛斷了。「天安門母親」的另一位成員尤維潔表示,丁子霖的手機也能收到短訊。

在1989年6月3-4日的那個夜晚,丁子霖和丈夫蔣培坤的兒子蔣捷連遇害,當時他只有17歲。如今時間已經過去將近三十年。和他一樣在那場鎮壓民主抗議的行動中遇害的人有數百,乃至數千。當年的抗議活動延續了許多周,震動了中國的首都。

週三,「天安門母親」依然在世的131名成員發佈了一份聲明,表示過去這些年是「白色恐怖的」和「令人窒息的」。今年,這份聲明突出強調了他們遭遇的來自警方的騷擾,也再一次呼籲為受害者伸張正義。

政府從來不曾為這些殺戮致歉,也沒有修改過對天安門抗議活動的定性——「反革命暴亂」。

以下是聲明的摘錄:

「『六四』慘案已經過去27年,對於我們難屬來說可謂是白色恐怖的27年、令人窒息的27年。」

「27年來和我們打交道的是警方,27年來踏破我們門檻的也是警方。每年年初從趙紫陽先生的忌日開始,兩會、清明節、『六四』忌日,甚至國家的重大活動及外國政要來訪等一系列日子,我們難屬都被警方監聽、監視、查抄電腦、跟蹤或被拘押。他們使用無中生有、編造事實、進行恐嚇等等卑鄙手段,這無疑是對『六四』亡靈的褻瀆,對生者的人格侮辱。」

「27年來我們『六四』難屬一直理性地堅持三項訴求——真相、問責、賠償,以求公正解決『六四』冤案。但是政府一直漠視,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好像在中國沒有發生過,對於我們的訴求不予理睬,國人對此的記憶也在漸漸消失。」

對於丁子霖而言,今年的傷痛或許要加倍。尤維潔透露,丁子霖的丈夫在去年9月去世,女兒在去年11月死於癌症,年齡只有49或50歲。據信丁子霖還有一個兒子,年齡超過了50歲。

尤維潔表示,當年她的42歲的丈夫楊明湖也是在6月4日被軍人開槍擊中,兩天後在同仁醫院去世。她說警方最近告訴她,任何因六四等政治議題想去拜訪丁子霖的人都需要獲得批准。她表示,這促使該群體在這次的聲明中着重突出了警方的騷擾。

「有什麼法律限制我們去看望一位老人?」63歲的尤維潔反問。

作為六四遇難者的家屬——通常是父母——這個群體中去世成員的名單越來越長。今年,名單上的人數從2013年的33人增加到了41人。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何俊仁(Albert Ho)稱,中國政府在採用「拖延戰術」。聯合會將於週六在中國的半自治城市香港舉行其一年一度的六四紀念活動。

「他們想盡量拖延,希望隨着時間流逝,隨着遇難者家屬離世,所有人都會遺忘這件事,」同時擔任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的何俊仁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但北京居民的集體記憶會永遠存在,」何俊仁還說。「有那麼多的目擊者。就算遇害者家屬去世,還有很多其他人可以在合適的時候站出來作證,」他說。

「天安門母親」一直在呼籲進行獨立調查。

總部位於美國的人權組織「對話」表示,最後一名因參與六四運動而依然被監禁的人士苗德順將於今年10月獲釋。

不過,另一家人權組織維權網(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 )表示,還有不少曾經參加抗議運動的人士因後來持續倡導人權和民主而遭到關押。

在香港,世界上唯一一家紀念天安門抗議運動的博物館今年將閉館。組織者表示,原因是他們與那棟樓的業主產生了糾紛,也受到了一些訪客的騷擾。

在中國大陸,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們的朋友因試圖舉行個人紀念活動而被帶走。

在西南城市成都,警方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拘捕了名為符海陸的男子。此前,他在網上分享了一些照片,上面顯示着標有六四事件日期的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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