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停止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的人权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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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1日更新:人权捍卫者已记录了416名因“散布谣言”而受到惩罚的网民

(中国人权捍卫者—202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在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时必须尊重人权,包括取消审查、停止警方恐吓和任意拘留、放宽无差别的出行限制以及消除针对武汉和湖北省居民社会歧视。人权绝不能成为政府遏制新冠病毒爆发措施的牺牲品。据中国官方数据,截止到2月3日24时,新冠疫情已导致425人死亡,数百万人受到各种影响。媒体和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民间社会的参与以及便利的物资和急救人员的及时行动和调配,对于有效应对这次全球卫生紧急状况十分必要。

中国当局对信息自由的严厉限制严重阻碍了控制疫情的早期预警和抢救努力。 我们统计了发生在1月22日至28日之间因“散布”有关冠状病毒的“谣言”而被当局处罚的254个案例(中文完整列表)。 这些数字仅包括官方媒体报道,包括地方当局的公告(不包括社交媒体信息),但无法独立核实。 据报道,这些案件涉及的大多数人被行政拘留3-15天, 一些人还被行政罚款、口头警告、训诫和强迫认罪。 山东省当局1月27日宣布,他们已调查并处罚了123名散布“恶意谣言”的人,这表明湖北以外地区警察行动规模不小。

审查制度阻止了信息流通

在习近平于1月20日公开宣布新冠病毒的威胁之前,地方政府的掩盖行为导致国内媒体的报道严重不足,这可能导致了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 12月武汉警方通报处罚8人“转发不实信息”,在网上被广泛传播,这也进一步压制了信息传播,导致公众对病毒风险不知情、不重视。

中国官方已经设施部署的全方位网络监控系统,在这场公共健康防御救灾中发挥反作用、成了禁言并加强信息管控的方便工具。有网民称,一些用户在微信群对疫情发表评论后,警方以“散布谣言”为由很快就上门、拘留或刑罚发贴人。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网友只是自愿参与了发放口罩和其他急需用品,也被传唤。有几位人权活跃人士说,他们遭到警察上门盘查,要求他们停止转发国际新闻报道或在推特上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不然可能会被刑拘。大众媒体报道也受到限制,1月14日武汉警方在金银潭医院外短暂拘留了来自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无线新闻和NOW TV的香港记者,并迫使他们删除镜头。

新华社强调,“维持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不要误信与病毒爆发有关的“谣言”。网警删除了包​​括国家媒体报道在内的许多文章,阻止了信息的流动,压制公众舆论和对政府反应的批评。微信宣布采取特殊措施来处理其平台上的“谣言”,包括引进“专业第三方辟谣机构”。《湖北日报》因一名记者呼吁武汉领导人处理危机不当而被迫道歉。据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禁止医务人员接受采访的命令。 1月26日,江苏省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处罚了一名护士,因其与同学在微信聊天中谈及疫情防控相关信息。该医院警告其他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

虚假信息可能会引起恐慌,但专制治理对信息的系统性压制和对媒体的审查,已经引起对新冠病毒爆发的迟钝和混乱反应。

警察恐吓民间自愿参与救助

对这次疫情做出相当迅速反应的是武汉和其他地方的警方。警方迅速对披露潜在的疫情、希望能唤起公众警觉的网民的公益行动进行恐吓。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确认了一例不明病毒感染病例,并发出通知,禁止医生和护士向公众披露有关此次疫情的任何信息。一位在社交媒体聊天组中分享信息的医生被迫签署供词,称他“发布了虚假信息”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此新闻发布之时,该医生已被感染还在重症监护室(目前以出院)。

武汉警方在1月1日通告中严厉警告公众,称已传唤并处罚了8人,因为他们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有两位人权律师冒着风险对武汉警方处罚八人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作为人权律师寻求政府问责,我们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例如在婴儿毒奶粉丑闻中,有律师已被当局监禁和取消律师资格。

中国各地的警方还在继续威胁活动人士和律师,禁止他们就政府应对疫情的处理做法发声。被当局吊销律师证的广州律师隋牧青因在网上发布信息遭到警方的威胁。 艺术家王藏及其家人在云南被警察骚扰据报道 ,湖南活动人士陈思明被拖到派出所,被迫删除推文并承诺不再发推文。 长沙警方抓了樊钧益,因为他分享外国媒体报道。湖北省居民高飞在发布一段视频消息后失踪了,该视频内容涉及联系和帮助需要援助的湖北黄冈当地居民的方法。 高飞曾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报道过这次疫情,并在当地社区分发口罩。

出行限制使弱势群体被忽视

在政府没有向公众提供任何有效性证据的情况下,未经任何公众知情协商,对数百万中国人的出行自由实施了大规模限制。在突然整体封锁一坐坐城市的过程中,政府未能及时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提供足够的便宜服务和援助,也没有让居民提前储备生活急需物资。在关闭公共交通并实施封城之前,没有向武汉市(常住人口约1100万)和湖北省(总人口约5900万)的居民提供足够的预警。

如此严厉的措施使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被忽略、给他们开来生存威胁。据报道,1月29日,湖北省黄冈市一名17岁的脑瘫男孩因得不到照顾而死于寒冷饥饿,而此前唯一能照顾他的父亲,于1月23日和他的弟弟一起被隔离。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的城镇居民都受到了事实上的隔离,包括信息不足、供应短缺,同时因无法知情、确知此类措施能否有效阻止疫情爆发,陷入恐惧和惊慌。

对武汉/湖北居民的非法歧视行为执法不力

有报道称,在封城前离开湖北或武汉的居民被各地旅馆或饭店拒绝服务,一些人被迫前往救助中心。也有报道称乘客拒绝搭乘有武汉或湖北居民乘坐的飞机,或航空公司取消武汉或湖北居民的航班或拒绝向他们提供服务。一名武汉妇女说,她被迫自费接受健康检查,以“证明”自己没有被感染。武汉居民的个人信息已泄露并被在线发布。据报道,一位武汉人在大理经营民宿,在为被赶出其它旅馆的武汉和湖北居民提供住宿后,收到了来自网络的死亡威胁。

迄今为止,政府对这些歧视事件的反应不足。尽管中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禁止歧视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第16条),但有关政府部门并未执行该法律。根据该法第12条和第68条,披露患者或疑似患者的个人隐私也是违法的。公安部表示,警方将打击诸如囤积物资和哄抬物价之类的非法活动,但迄今为止,仍未对歧视性恶性违法事件作出回应或禁止。

湖北省委副书记在回答记者关于歧视的问题时,他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善待湖北人民”,但也提醒公众遇到湖北居民要举报,这种官方信息显然会强化社会污名化。其他省份的地方政府为滞留的武汉游客设立了隔离酒店,这也会进一步加深社会污名化。

政体缺乏透明是紧急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严重障碍

中国威权政治体系缺乏透明度,导致未能及时向公众发出警告,也未能对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危机做出快速反应。武汉的第一起病例是12月8日,据称与武汉海鲜市场有关,尽管现在证实有更早的病例报道。当局直到1月1日才关闭海鲜市场,并且直到1月20日才透露该病毒可能通过人与人传播。直到习近平最终宣布疫情爆发之后,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才公开发出警报。武汉市市长后来声称,他只能在上级授权后才可以披露信息。甚至在1月9日官方媒体报道已经鉴定出这种新的冠状病毒之后,政府仍继续告诉公众,“没有证据”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医务人员于1月5日被感染。

武汉当局淡化确诊病例的数量,可能是在向中央领导掩盖“负面”新闻。武汉市卫健委声称,1月3日至16日之间没有检测发现新的新病毒患者,尽管很多网友分享了许多人出现症状、未经检测就被医院拒绝接收。但从之后的报道发现,这个时间段武汉医护人员感染已超15人,而且该时间段与1月12日到1月17日召开的湖北省人大会议的时间重合。政府部门在举行政治敏感会议之前,经常通过“稳维”措施压制“负面”信息。

不止武汉市未能与公众分享信息。1月19日,上海卫健委否认该市有任何新病毒肺炎病例,并声称“网上消息不一定是真实的”,但在习近平发话之后,第二天就宣布上海已确诊一例。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领导力失策

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不会将冠状病毒爆发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健康事件”。这家世界顶级公共卫生机构当时表示“赞赏中国为调查和遏制当前疫情所做的努力”。世卫组织当时没有遵守其自身的指导原则,即如果公共健康威胁蔓延到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外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人们,并且如果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来应对这一威胁,就应该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健康事件”。等到病毒传播到18个国家后,他们才于1月30日宣布了这一声明

世卫组织忽略中国政府阻碍信息分享、警察恐吓网民的报道,在1月30日仍表示赞赏中国政府“透明度的承诺”,似乎只考虑了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某种透明度,而不考虑对国内公众缺乏透明度。中国官方媒体已使用WHO的声明来为政府的延迟和迟钝反应辩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访问北京时,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领导人表示赞赏,但他对中国政府在对病毒暴发的反应中严重侵犯人权并未表示任何关切,包括限制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新闻自由、出行自由、对公民社会参与的压制、以及地域人口歧视。

建议

中国政府必须:

  • 取消审查制度,允许信息自由流通,保障新闻和媒体报道自由以及言论自由;
  • 取消无差别的大规模隔离,并确保根据证据和相称性原则尊重出行自由的权利; 为弱势居民包括残疾人士提供特殊帮助;
  • 取消对国内外独立公民社会组织的所有限制,欢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包括慈善捐款和志愿服务以抗击疫情爆发;
  • 限制警方权力,停止对网民的骚扰、恐吓和任意拘留,并确保尊重司法权;
  • 立即采取反歧视措施,以确保在中国其他地区不歧视武汉和湖北居民,并消除针对他们的暴力和污名。

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联合国人权机构必须:

  • 敦促中国政府终止对信息、言论和新闻媒体的审查,并尊重公众了解2019-nCoV疫情蔓延和政府反应的知情权;
  • 敦促中国政府取消对出行自由无差别的限制和公共交通封锁,这对弱势居民和社会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过重负担、威胁他们的生存权,并确保任何限制都是适当的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 世卫组织和有关人权机构必须对任意拘留和侵犯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共享以及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关切。
  •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必须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武汉和湖北省居民以及新冠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的社会歧视,并呼吁反对其他国家对华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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